最好的时代，最坏的时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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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还在读书的时候，是要求进步的好青年。搞研究不像打游戏，没有“生命值”、没有敌我状态对比进度条，所以苦于学术大小、学力强弱没有量化的指标，我爱给自己找学术偶像。一般情况下，思想思维上距离学术偶像越近，就是我这个人造诣越强的表现。于是，我给自己找了好多偶像，言必称偶像曾言，显得自己很牛逼。这好比搞哲学的人自我感觉他像维特根斯坦，搞经济学的说诺奖得主某君不也是喜欢裸睡，等等，他们就显得牛逼了。我学传播学的时候，感觉自己很像施拉姆。

不上学了之后，我却见到了当年的偶像。虽然不是施拉姆，但是也让我感慨了好一阵子。上个礼拜，我因为偶然的机会去上海参加一个国际传播学的研讨会，会上、茶歇、晚宴，眼看我的这些偶像们从我身边匆匆走过，有的打着瞌睡有的打着电话，还有的冲着我微笑，我却一点也不再抱有我当年的想法了。我嘀咕着不流利的英语，内心用汉语思维在和这些敬爱的学术偶像神交。喻国明、李希光、丁柏铨、童兵、我不知道的外国大学的学者、纽约时报的冒牌编辑，以前响亮的名字此刻在我心中只有疲惫的背影。教授们的演讲依然充满激情，我悄悄走出会场，拿起一个香蕉吃了起来。吃完之后我对身旁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、香港浸会大学传媒学院院长赵心树说了一句，老赵，我说今年你们的研究生丫的太难申请了。老赵立在原地，半天，他呆呆的说：“他们把你拒了？”

我想说，现在的学术早已没有了所谓的研究，无论中外都一样，“一心向学”变成了赤裸裸的“申请”，学术界上流圈子里身怀绝技的教授吃老本走穴。喻国明说了一句话，我想和他拥抱。他说：“什么？写论文还要论点论据？你别逗了小子，写论点怎么能靠论据支撑呢？论点当然需要导师的支撑！”

明天搞点照片吧。